北朝的这位慧远俗姓李，祖籍敦煌，后居上党(治今山西长治市北)高都(今山西晋城县附近)。自幼丧父，受叔叔抚养，教以仁孝。7岁入学，以聪明见称，学习进步远过于同学。13岁出家，住泽州(泽州为唐行政区，治今山西晋城县北)东山古贤谷寺，拜名僧僧思禅师为师，很受僧思禅师赏识。后随僧思禅师迁住怀州(唐政区名，治今河南沁阳)北山丹谷，学习经义，钻研很深，凡发问都是经中玄隐深奥的问题。僧思禅师赞扬他日后必能成器。

16岁那年，慧远随教授师湛律师到邺都进修，广泛学习大小经论，经常参加义学名僧的讲座，尤其注重大乘经论的研讨，以勤学好问，钻研深刻，开始受到佛学前辈们的好评。满20岁时，由昭玄大统法上为他受具足戒，昭玄都顺法师作教授威仪之师，佛教领袖慧光门下的十大弟子都作为证戒法师。邺城的高僧硕望，几乎都参加了慧远的受具足戒仪式，被时人认为光荣至极。

受具之后，慧远花了5年时间，专门向大隐律师学习《四分律》，由此有了很深的律学修养，一些疑难积案让他剖断，他都断得合情合理，博得众口一词的赞扬。此后他又专从法上学问，历时7年，纯熟地掌握了法上传授的《涅槃学》、《地论学》和律学的理论，成为声誉雀起的义学新秀。于是辞师离邺，率领一批学徒回到老家高都县的清化寺，受到高都僧俗大众的热烈欢迎，为他营造了寺宇讲堂，供他说法传教。

北齐承光二年(578年)春，周武帝攻灭齐国，便把北周境内已经实行了三年的废佛政策推广到北齐。他下令将北齐的高僧大德都召集到皇宫，自己亲升高座与众高僧们讨论是否应该废佛的问题。与会的北齐高僧，自昭玄大统法上以下，共有500多人，慧远也在被召之列。说是讨论，实际上是让诸僧前来训话。宫门两旁重兵把守，刀枪相向，杀气腾腾。众僧在林立的刀枪剑戟下鱼贯入殿，胆小的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进入殿内参见周武帝甫毕，便听武帝凛然发话道：“朕受天命，养育兆民。然而世上流传的三教，影响极广。考寻其义理，有许多与治化相悖之处。现在准备尽行加以废除。

唯有六经儒教，宣传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主张礼、义、忠、孝，有益于社会人生，所以须加保存扶助。况且佛经有言：‘真佛无像。’既然这样，信佛也只须面对太虚，遥敬表心即可。现在佛徒却到处建造宏伟的寺院、塔刹，希望这样能带来福祉。这些寺塔都是无情之物，如何能够赐予恩惠？可叹的是愚民迷信，不惜竭尽财货，广兴寺塔。这都是虚费徒劳的事，不值得保留。

所以我命令，凡是经像，一概废灭！另外，父母恩重如山，沙门却不敬父母，最为悖逆，国法难容。自今沙门尽皆还俗，退还其家，以崇孝道。我的意见如此，你们诸大德有什么看法？”武帝的话，字字句句，斩钉截铁，语气间含有不容抗拒的威慑力。法上等500余位僧人，都感到王力难违，进谏绝无效果，各各默然无语。武帝见大家不敢答话，进一步增加压力，频频催促答诏。

众僧相顾失色，都怕有不测之祸，更是作声不得。在此紧张尴尬气氛之中，忽然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陛下统临大域，得一居尊。随俗致词，宪章三教。诏云：真佛无像。这话确与佛经的教导相符。但是有耳目的生灵，却要依赖经籍才知佛法，凭借图像表达对真佛的敬仰。若是把经籍、图像都废了，就无从使人们产生敬佛的神圣感情。”

众僧闻声，惊愕地寻声望去，只见慧远跨出行列，巍然屹立，侃侃回答着武帝的发问。原来，慧远见周武帝声势逼人，众大德各顾缄默保命，心想佛法的永传，寄托在僧尼大众身上；值此佛法兴废的紧要关头，若是竟无一人出面为佛辩护，周武帝便会说众僧理亏服输，这岂不是僧侣的最大失职？因此奋不顾身地出面与周武帝抗辩。

周武帝听到有人出来反驳自己，也吃了一惊。放眼看过去，却是一位40岁出头的僧人越次出来答诏，便把脸一沉，冷冷地说：“虚空真佛，尽人皆知。何须凭借经、像？！”

慧远也不示弱，抗声道：“汉明帝之前，经、像未至，我国众生，不知有‘虚空真佛’的道理，这是什么缘故？”

周武帝未及作答，慧远又逼问一句：“倘若不须凭借经、教，就能自知有法，那么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们应该自知三纲五常的道理，何以当时人们只识其母，不识其父，与禽兽无异？”

在这里，慧远玩弄了诡辩术，搞得周武帝无言以对，慧远趁机继续追问：“若以为形象是无情之物，敬奉它不能兴福，故须废除，那么国家七庙之像，难道就有情吗？为什么对七庙神主却那么虔诚敬奉呢？”

周武帝见慧远谈到国家七庙，便丢开前两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发话道：“佛教是外国之法，我国不用。七庙是上代所立，我也不认为这样作就能造福于国家人民，也可以一起废掉。”

慧远见武帝有退守之意，穷追不舍，又问道：“如果说外国的经教，就可以废而不用，然则仲尼所说，出自鲁国，秦、晋之地，也不应该学习。再则，如果以为立七庙是不对的，也要废掉，则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则五经无用。那么您前面谈到要独存儒教，岂不是自相矛盾？倘若五经无用，三教同废，那么将靠什么来治国呢？”

周武帝说：“鲁邦和秦、晋之间，则是古代的封域不同，但都同遵王化，同为中国。跟佛教出自化外之国不同。”

慧远接口又问道：“如果说秦、鲁同遵一化，经教可以通行，那么震旦和天竺，国家虽殊，莫不同在阎浮，四海之内，轮王(指释迦牟尼佛)一化，何不同遵佛经？何故现在要把它废除？”

不待武帝答话，慧远继续滔滔不绝地发挥他的雄辩：“刚才陛下曾说：令僧人还俗归家，旨在崇重孝养。但孔圣人也曾说：立身行道，为父母争光，就是孝行。何必还家才称为孝？”

这一连串似是而非的问题，搞得周武帝头昏脑涨，一时说不清究竟，只能勉强招架应付。就孝养问题，他说：“父母恩重，作人子的自小受双亲养育，大了理须反过来服侍、照顾父母。抛开双亲，敬事渺远的佛祖，怎能说是至孝？”慧远应声反驳道：“既然这么说，陛下手下人都有父母双亲，为何不放免他们，却让他们服长役，五年不得见父母一面？”

武帝辩解道：“我有轮番上下的制度，服役者下番时就能归养父母。”

慧远回敬道：“佛祖也准许僧人冬、夏两季随缘修道，春秋归家侍养。所以有目连乞食饷母，如来担棺临葬的故事，都说明佛教是不排斥孝道的。儒、佛都讲孝道，不可独废佛教。”

周武帝缠不过慧远，正在沉吟之际，慧远提高嗓门，威胁道：“陛下依恃大权在握，破灭佛、法、僧三宝，是邪见人！阿鼻地狱不择贵贱，邪见人都得进去受苦。陛下难道就不害怕吗？”

武帝一听，不禁勃然大怒。他强按住心头怒火，盯住慧远说：“只要使百姓获得安乐，朕何辞地狱诸苦？！”

慧远见武帝震怒，并不害怕，更不退缩。他已横下一条心，什么都豁出去了，继续数说道：“陛下以邪法化人，正种着苦业，连带我们都要与陛下共赴阿鼻地狱，何处有乐可得？”

周武帝也不答话，怒气冲冲地宣布：“你们都先退下，以后另行集会。有关部门把狡辩僧人的姓名记下来！”一场御前讨论会，就这样不欢而散。

当时北齐刚刚亡国，周兵云集，威风凛凛。僧众们见慧远公然顶撞武帝，都替他捏着一把汗，认为必定会被粉身碎骨，刀锯油烹。慧远自己却面不改色，谈吐如常。昭玄大统法上和衍法师等老前辈，过来拉着慧远的手，流着泪向他表示感谢，都说：“天子之威犹如龙火，不可侵犯。

而你却敢把他驳得哑口无言，有如大经所说的护法菩萨，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武帝要是仍不悛改错误做法，那只是劫数难逃。你已经尽到自己的责任了，不能怪你。”

慧远答道：“正理须申，岂顾性命？”又向诸大德告辞道：“时运如此，谁也无力挽回。只是此去不能侍奉左右，是我最大的憾事。但佛法决不会毁灭，愿诸大德看到光明的前途，不要因一时的灾难而太过悲伤烦恼。”说罢即离开邺都，回到故乡汲郡，在西山隐居避难。

周武帝与众僧会议之后，在原北齐境内断然采取了废佛措施，拆除了数以万计的寺院，勒令几百万僧人还俗为民，经像法物也尽遭毁除。一时之间，北齐旧境的佛教便荡然无存了。但周武帝的废佛，并没有对僧人采取肉体消灭的极端行动。

大部分僧人虽然被迫还俗为民，甚至当官作吏，但也有少数信仰坚定的僧徒，外着俗衣，内服僧服，隐晦曲折地坚持其宗教生活。慧远便是这少数僧人中的一员。他虽然触犯了天子雷霆之怒，但周武帝并没有加害于他，对他的逃亡也没深究。慧远隐居在汲郡西山，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仍不疲倦地诵经修道，头尾3年间诵《法华》、《维摩》等经各1000遍，还在饥寒煎熬中坚持坐禅。

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严厉的废佛政策开始缓和下来。国家特准在长安和洛阳各立一所大寺，以陟岵为名，表示对先帝的哀思。两寺各置菩萨僧，即受菩萨戒不须剪发剃头的僧人，为国行道，选择宿望有学业的旧僧为之。慧远即被选中，出而在少林寺宣讲佛法。

隋朝代周之后，大规模复佛，慧远即行剃落须发，重新成为纯正的僧人。他在周武毁佛时出面与武帝抗辩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在废佛的岁月坚持禅诵修道的坚贞品行，使他在复佛运动中成为受人膜拜的高僧，声誉极盛。

隋文帝听说他的大名后，下诏任他为洛州(治今河南洛阳)沙门都；开皇七年(587年)，文帝简选德高望重的高僧为大德僧，慧远是被选中的6人之一。在沙门都和六大德任上，他以高度的热诚，整顿教团，讲授佛理，从事译经，为佛法的复兴竭精尽虑，不遗余力。隋文帝特地为他在皇城门外南大街右侧置净影寺一所，俾其讲说宏法，学徒不远千里，奔赴来集，在他的教诲下相继成器。

开皇十二年(592年)，慧远卒于净影寺，享年70岁。隋文帝特为废朝表示哀悼，并把他与朝贤李德林的死同视为“国失二宝”。

慧远一生长期从事讲授经论的工作，著述也十分丰富，计有《地持疏》5卷，《十地疏》10卷，《华严疏》7卷，《涅槃疏》10卷；对《维摩诘经》、《胜鬘经》等也各有疏记。又著有《大乘义章》14卷。总计50余卷，近300万言。这些论著文句优美，义旨允当，深入浅出，大受学者欢迎。为了护寺和弘传佛教，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护法菩萨”的美称，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