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处:中国佛学网
  • 发布日期:2014-11-24
  • 作者:海波
    中国佛教之密宗来源自大乘佛教在印度发展到晚期时候的产物,是为中国佛教史上成立时间最短,发展速度最快的宗派。文殊信仰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信仰之一,同密宗的发展兴盛过程有密切关系。作为一个全新宗派,密宗倾其全力发展自身,文殊信仰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契机,在推动密宗民众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文殊信仰在密宗扩大影响的进程中由一地域性很强的菩萨信仰逐步走向全国。二者之间发展有着怎样的基础,促使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达到顶峰,本文仅从开元三大士与文殊信仰的关系入手做一初步梳理。
    文殊信仰贯穿密宗发展与兴盛的全过程,对密宗的弘传作用很大。开元三大士先后到达中国,译经传法,创立密宗。不知是巧合还是后世附会,三大士的生平都因为文殊信仰而蒙上一份神秘色彩。
    善无畏是密宗胎藏界教法的祖师。相传他游历至大唐西境时,夜有神人告知:“此非弟子界也。文殊师利,保护中州。”[1]这说明了在密宗看来,大唐是文殊菩萨的教化之地。文殊代表的智慧在善无畏的《大日经》中体现得更加具体丰富,且文殊家族也扩大了,出现了文殊五使者。《大日经疏》卷五中说:
    文殊五使者,一名髻设尼,二名优波髻设尼,三名质多罗,四名地慧,五名请召,于妙吉祥左右次第列之,盖各持文殊一智也。髻设尼是发端严义;邬波是其亚者,文殊以五髻征表五智,故此使者,亦以美发为名;质多罗是杂色义。其五使者下,各作一奉教者,皆跪向使者,如承受音告之形,悉是文殊三昧。[2]
    与《大日经》同时译出的《大日经次第供养法》是唐代密宗胎藏仪轨的典范,其成书也附会文殊信仰。不可思议在《大毗卢遮那经供养次第法疏》中称,此供养法是善无畏在干陀罗国金粟王塔边为国王祈请供养方法时,文殊菩萨显灵赐授。其文曰:
    此《供养法》忽现空中,金字炳燃。和上一遍略读,分明记着。仰空曰:“谁所造也?”,云:“我造也。”云:“谁我也?”云:“我是文殊师利也。”即唤书人遂便写取即与其王一本,自写一本,随行将行,流通四方也[3]。
    后来的胎藏仪轨都模仿《大日经次第供养法》而造,不能说与推崇文殊信仰没有关系。
    金刚智晚善无畏七年来华,传持密教金刚界教法。根据吕向《金刚智行记》记载,他来中国是因为观音菩萨化现指点他去礼谒文殊师利菩萨,该《记》曰:
    其后南天三年亢旱,其王捺罗僧伽补多靺摩遣使迎请和上(指金刚智——笔者注),于自宫中建灌顶道场请雨。其时甘泽流澍,王臣欣庆,遂为和上造寺安置。经余三载。国南近海有观自在菩萨寺,门侧有尼枸陀树,先已枯瘁。和上七日断食行道,树再滋茂。菩萨应现而作是言:“汝之所学今已成就,可往师子国瞻礼佛牙,登楞伽山礼拜佛迹,回来可往中国礼谒文殊师利菩萨。彼国于汝有缘,宜往传教济度群生。”闻是语已不胜忻慰[4]。
金刚智在从南天竺启程向中国出发时,“向东礼文殊,西礼观世音菩萨”[5],才与徒众告别,可见文殊在其宗教信仰中地位之高。
    金刚智还翻译了《金刚顶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品》,该品属于《金刚顶经》(为密教金刚界的根本经典)内文殊法门的选译。另外还有几部文殊类经典后世认为亦由金刚智翻译,如:恒安《续贞元录》中《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十卷,但《贞元录》中遗漏不载;《宗睿录》中所记的《文殊瑜伽五字念诵经》一卷,《金刚顶曼殊室利五字心陀罗尼品》一卷;《宗睿外录》中还记有《文殊师利耶曼德迦咒法》一卷等。这些经若实属金刚智所译,则说明文殊信仰与这位密宗大师关系密切。反之,如果是伪经,则说明后世密宗借助文殊信仰在社会上的影响来发展本宗。
    密宗在推动文殊信仰弘传过程中比其它诸宗派发挥的效能都大,而密宗门人之中又以不空的功劳最大。不空(公元705~774年)的一生展现了八世纪大乘佛教的国际性。他生于印度西北部的一个商人家庭(可能是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12岁时同舅父到爪哇岛旅行,遇到了密教祖师金刚智(公元671~741年)追随金刚智一同到了中国。金刚智圆寂后,他回到东南亚,在斯里兰卡同龙智研究密教,公元746年重返中国,此后再未离开。
    密宗的弘扬经由不空及其弟子的努力达到鼎盛,文殊信仰作为弘扬密教的一个主要媒介,也在不空的争取下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在全国推广,并与密宗同步兴盛,由一地域性显明的菩萨信仰和寺院为主的信仰形态,扩展至全国范围并深入民间。据载,不空不仅常年“诵文殊愿”,而且也有文殊显现的感应,《大唐故大德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不空三藏行状》中云:“讨习声论十二年功六月而毕。诵文殊愿,一载之限,再夕而终……”,“权于法性寺,建立道场。回众咸来,度人亿千”,“入曼茶罗,对本尊像,金刚三密以加持,念诵经行。未瑜旬日,文殊师利现身。因诚大愿不孤,夙心已遂,便……”密宗信众以及相信菩萨显灵的人们自然会受到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文殊菩萨的灵应,扩大了对文殊信仰的宣传。不空十分注重文殊信仰的发扬,贡献巨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量传译文殊类典籍,从理论层面深化和丰富文殊信仰的内容。
    不空前后共译出佛经111部、140卷[6]。其中文殊类经典有22部,分属于各类密典。其中大乘显教经典四部:《文殊问字母品经》一卷,《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功德庄严经》三卷,《文殊赞法身礼》一卷,《普贤菩萨行愿赞》(同于《文殊发愿经》)一卷;金刚顶经类三部:《金刚顶瑜伽文殊师利菩萨经》一卷,经内又题《金刚顶瑜伽文殊师利菩萨仪轨供养法》一品、《金刚顶超胜三界经说文殊五字真言胜相》一卷、《五字陀罗尼颂》一卷;由瑜伽法改编的经法系密典十一部[7]:《大乘瑜伽性海曼殊室千臂千钵大教王经》十卷[8]、《曼殊室利童子五字瑜伽法》一卷、《大乘方广曼殊室利菩萨华严本教阎曼德迦忿怒王真言大威德仪轨品》一卷;持明密典二部:《文殊师利菩萨根本大教王经金翅鸟王品》一卷、《佛说大方广曼殊室利经》一卷;陀罗尼密典三部:《文殊师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及仪轨二卷。此外因为文殊信仰与《佛顶尊胜陀罗尼》有互彰互显之势,不空充分发挥佛陀波利受文殊化现而求得此经的传说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奏请代宗批准天下僧尼普诵该经,还亲自着《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佛顶尊胜陀罗尼注义》等书,来强化这一原有的民间文殊信仰形式。
    第二,借助皇权,大力发展和巩固五台山文殊信仰,把文殊菩萨包装成全国性的保护者。
    由于五台山在唐代佛教中的地位特殊,不空等人深知皇室与“龙兴之地”[9]五台山的微妙关系,遂将文殊化现与皇祚联系在一起,极力发展推崇文殊信仰。如此,既赢得皇室的欣赏,又扩大了文殊信仰,提高了密宗的地位,扩大了密宗在民间的影响。
    那时,各个宗派如唯识宗、律宗、天台宗等纷纷至五台山开辟道场,建立本宗基地,从而使五台山成为除长安城外,全国佛教的又一个中心,甚至“与竺干灵鹫角立相望”[10]。密宗自然不会忽略在五台山的发展,并且还因为与文殊菩萨的密切关系而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空等人清楚,要使本宗光大发扬,仅在权力阶层努力远远不够,唯有在民间扎根才是根本。民间信仰形式大多具有通俗、形象的特点,所以密宗发挥专长借助现成的文殊道场,通过弘传文殊信仰将复杂神秘的密宗仪轨与简单明了的民间信仰亲和,争取民间的信仰市场。
    不空在五台山的活动从建寺立坛开始,继以各种功德法会,这些活动都以文殊菩萨为崇信的核心。密宗在五台山先后营建了金阁寺、玉华寺两个钦定寺院和六处普通供养舍、一处停止院。金阁寺是在唐代宗永泰二年(766)不空上表获准而敕建的。据不空《请舍衣钵助僧道环修金阁寺表》载,开元二十四年(736)衢州僧道义曾在五台山见文殊圣迹寺,庄严清净,号金阁院,当时曾图画一本送入朝廷。后泽州僧道环入五台送供,发愿依图造金阁寺。不空遂“愿舍衣钵随助道环建立盛事”[11],并请求代宗及百僚赞助。他上表鼓动道:
    夫以文殊圣迹圣者为主,结构金阁非陛下而谁?栋梁者大厦是依,股肱者元首所讬,共成一体,和叶万邦。金阁斯崇,则何以表君臣之美,以光金阁之大也![12]
    于是,大历元年“蒙敕置金阁寺,宣十节度助缘”[13],“缙为宰相,给中书符牒,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14]。金阁寺从大历元年(766)开始建造,由不空弟子含光检校,那烂陀寺纯陀及西域僧道仙、法达设计,历时五年完工。《旧唐书·王缙传》载:“五台山有寺金阁,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15]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形容金阁寺:“阁九间,高百余尺,壁檐椽柱,无处不画,内外庄严,尽世珍异。颙然独出杉林之表,白云自在下面叆叇,碧层超然而高显。”[16]足见其雄伟,独出于五台诸寺。
    密宗在弘法过程中紧扣文殊信仰,根据《巡礼行记》卷三记载,三层九间金阁寺中,第一层即文殊大殿,“开金阁,礼大圣文殊,菩萨骑青毛狮子圣像,金色颜貌,端严不可比喻”[17],其余两层才是典型的密宗道场。金阁寺一建成,不空就把它奏请为镇国道场,为现实政权服务,加强了文殊信仰在政治上的地位。金阁寺由不空得意弟子含光主持,含光是不空弟子中的“六哲”之一,曾随不空到南部学习密法。他在金阁寺建立曼荼罗灌顶道场,传授金刚界密法。根据密宗发展的思路推断,很有可能含光所传即以文殊法门为主。当时的金阁寺也有义学活动,钻研文殊类经典,阐发文殊信仰。潜真《<文殊师利菩萨庄严经>疏表》说:
    有金阁寺大德道超禅师,学尽法源,行契心本,亲睹灵境,密承圣慈。故久在清凉,属兴净业,仍于现处建窣堵波,寻觐法缘,来诣京国,以此经为大师,以大圣(指文殊菩萨——笔者注)为本师,显扬圣德,无过此者。
从而可以肯定,金阁寺必定是传播文殊法门、宣传文殊信仰的一个基地。
    密宗在营建寺院的同时,又在五台山及太原等地举行一系列宗教活动,使文殊信仰盛极一时。大历五年(770),不空因“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今镇在台山,福滋兆庶”[18],而亲往五台山巡礼。不空位居帝师,官拜肃国公,在五台山及太原设斋修功德,举办文殊法会,备受代宗敬遇,在全国的影响可想而知。七月五日不空先至太原设该地区空前的万人斋,代宗敕“取太原府诸钱物,准数祗供,勿使缺少”[19]。十三日又于太原至德寺置文殊师利菩萨院,“抽三学大德二七人(十四僧——笔者注),递弘本教,以续法灯,仍请道宪法师于此寺长时讲说”[20],讲述内容势必与文殊经法相关。同日
    大广智三藏和上(即不空)久修定慧,早契瑜伽,远访灵山,躬祈圣道,至灵必应,玄感遂通,青莲喻心,了证斯在。秋景余热,善加珍卫也[21]。
    不空自太原至五台山,九月四日代宗又赐手诏慰问:
    大广智三藏和上,深契道源,远寻灵迹。慈悲妙力,当示真宗。五蕴既空,如如斯在。秋冷,和上比平安好[22]。
    足见其对不空在文殊圣迹所进行的修法关怀备至。不空之后,其弟子仍在五台山围绕文殊菩萨进行修行活动[23],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本宗的影响,从文殊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也是对文殊信仰的同步弘传。
    第三,在全国寺院推行文殊信仰,提升文殊菩萨在佛教的载体——寺庙中的地位和比重。
    中国寺院中没有专设文殊院者,不空开创这一先河。他认为“文殊圣者,即诸佛祖师。大悲弘愿,不取正觉。大乘引导,利乐无期。昔释迦如来先有悬记。一乘典语,兴在中华”,“拯生入于三界,镇毒龙于五峰。慈悲道深,弘济功远。故令释众同此归依”[24]。“于是奏请代宗,于大历二年(767)在五台山清凉寺令弟子含光建造大圣文殊阁,其后在太原至德寺建第二座。大历七年(772)不空奏请京城及天下寺院敕置文殊师利菩萨院。代宗特“敕京城及天下僧尼寺内,各拣一胜处,置大圣文殊师利菩萨院,仍各委本州岛岛岛府长官即旬当修葺,并塑文殊像装饰彩画,功毕,各画图其状闻奏,不得更于寺外别造”。[25]不空随即承上谢表一首,顺应代宗心理,称赞代宗:“惟圣作法,其德动天,泽润生灵,悬之日月。”认为代宗“开法王之玄造,辟非常之福田,建文殊真容,使普天瞻仰,在于缁侣,光兴尤深”[26],进一步在皇上心中强化文殊的地位。大历八年,不空奏请于大兴善寺营建文殊院。代宗亲为阁主,贵妃、韩王、华阳公主等纷纷出资捐助。上梁之日,代宗特赐千僧斋饭,并为上梁赐了许多钱物,据称,“中使相继于道路,饭食盈溢于街衢,御馐悉饱大会,天厨汤茗普洽士庶”。如此盛况,正如不空所美言:“自佛法东来,向欲千载,古之王者岂不修福,弘益广大,实未有如今之皇上。”[27]文殊阁建成后,代宗又亲赐八分金书“大圣文殊镇国之阁”额。自此唐代建寺必设文殊阁院,至宋代仍依例而设。前两所文殊院都是不空派得力弟子亲自督造,第三所建在不空的驻锡地,以此推断,三所文殊院的建筑风格密教色彩浓厚,文殊塑像必然严格遵照密教经典的规定。仅以文殊阁的影响力足以带动全国陆续建成的文殊院来仿制,而且或多或少地接受密宗的影响,所以从唐代以后,流行的文殊造像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密教的特色。今天散见各地的“文殊院”、“文殊堂”、“文殊阁”都来自当年不空的倡议和实践。
    大历四年(769)十二月,不空奏请“令天下食堂中于宾头卢上特置文殊师利形象为上座”,他认为,“询诸圣典具有明文”,“斯乃天竺国皆然,非僧等鄙见,仍请永为恒式”[28]。在这一改制当中,观音与普贤都成了文殊的侍者,“普贤、观音犹执拂而为侍,声闻缘觉护持而居后”[29]。自此中国寺院僧堂改置文殊形象,大大提高了文殊的地位。按法藏《梵网经疏》记载,“西国诸小乘寺以宾头庐为上座,诸大乘寺以文殊师利为上座。”不空并未以褒大贬小为由,而以“天竺国皆然”而奏请设置,其目的在于提高文殊在佛教庞大的佛、菩萨信仰系统中的地位。
    密宗亦以经典为依显扬文殊功业。不空虽在佛陀波利基础上专门译了两部有关《佛顶尊胜陀罗尼》的经典,强化此经中的文殊信仰,但显得不够直接,缺乏力度。又文殊类秘法未经灌顶设坛不得传授,缺乏普遍推广的条件。于是,密宗将目光转向大乘显教经典,大历六年(771)不空重译《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佛刹功德庄严经》一部,三卷[30]。该经叙述了文殊菩萨佛土庄严的景象,借助佛陀之口称赞文殊净土的净严胜过西方无量净土,与东方的“超立愿世界”相等,文殊净土内的菩萨比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还多,佛寿无量,超过无量世界的微尘数。经中还有弥勒等对文殊功德的称赞。佛陀赞叹文殊的经文不算少数,不空为何选中此经?大概与唐代民间净土信仰的盛行有关。此经宣扬文殊净土胜于弥陀净土,连弥勒净土的主人亦称赞文殊。显然,此经的推广可在民间信仰中取得一席之地。如前所述,五台山金阁寺宣扬该经,“属兴净业”即是一例。不空于大历八年(773)上表称:“文殊事迹缘起根由,始发于心,至成正觉庄严净土,此经具载。诸佛理体,菩萨行门法界有情,无生实相,分明表示。功德广大,余经罕俦。愿此胜因,上资圣祚”。奏请“宣示环宇,以福生灵”[31]。在天下寺院所置文殊院中,大寺简择七僧,小寺简择三僧,“长时为国讲宣诵习,有缺续填,是使法灯继明不绝”[32]。大历九年(774)从大兴善寺拣惠朗等二十一僧于文殊阁宣习念诵。与其同步,五台山金阁寺有道超不遗余力地宣传阐发此经,并遍访名师请邀作疏。后来不空弟子潜真受敕造疏,传于京邑。由此,《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佛刹功德庄严经》流行天下,成为各寺必修经典。
    自大历年间起,由于密宗的推崇,文殊信仰在天下寺院推广开来,成为民众的普遍信仰,在中国佛教的菩萨信仰体系中与观音信仰互相辉映。有趣的是,观音信仰多在民间,而文殊信仰则多在寺院。
    第四,将本宗与文殊菩萨和信仰紧密联系。
    密宗认为有许多密教真言乃文殊所传,甚至认为文殊是密宗传法谱系中的第三祖。不空说:“文殊圣者,即诸佛祖师,大悲弘愿,不取正觉,大乘引导,利乐无期。”[33]又说:“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大乘密教皆因流演。”[34]可见密法的流行与文殊关系多么密切,他还自称:“常以此圣真言奉为国家特诵,每蒙护念,恩德逾深。”[35]义操弟子海云在《两部大法相承师资付法记》中称:
    从毗卢遮那如来在世,以此金刚界最上乘法付嘱普贤金刚萨埵;普贤金刚萨埵付妙吉祥菩萨;妙吉祥菩萨复经十二代,以法付嘱龙猛菩萨(即龙树菩萨—笔者注),龙猛菩萨又经数百年以法付嘱龙智阿阇梨;龙智阿阇梨又经百余年以法付金刚智三藏[36]。
    此中妙吉祥菩萨即文殊菩萨。
    第五,将文殊菩萨与护国思想相联系。
    所谓护国,实际上就是维护和扶持皇权和皇帝的直接利益,直接为李氏王朝着想。其代价也就是皇帝必须敬奉三宝,保护佛教的发展,这样皇权、皇帝才能得到佛、菩萨的保佑和护持。文殊类密典中多含有护国思想,在唐代的文殊信仰处已详细叙说,此不赘述。
    不空将密教护国思想发挥到极致,他的一切宗教活动,大多以护国为中心,不论是建坛作法,还是译经传教,都要看是否有益于王化。“安史之乱”时,不空亲自带领僧众为肃宗念诵《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以护念国土,退却敌寇。代宗当朝,对不空行法的作用尤为敬信,不空专为代宗重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并作修持仪轨。代宗认为“懿夫护国,实在兹经”,“先之所译,语质未融”[37],不仅让义学大德良贲作《疏》,自己亲自作《序》,还令资圣寺、西明寺组织百场讲演,又命天下寺院常时念诵。在不空作的《仁王经念诵仪轨》中文殊菩萨依法轮现身为西方金刚利菩萨,依大悲心化现六足金刚,是护国五大菩萨之一。因而《仁王护国经》的颁布天下,对文殊信仰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空是密教的传法者,是密教诸经论的译经者。他为什么要将信奉文殊菩萨普及到全中国,又要刻意建成五台山金阁寺呢?这是本小节的探讨的目的所在。之所以值得研究,乃是因为密教区别于其它佛教的特色是“即身成佛”,而不空专心致力于传授灌顶,奖励行三密瑜伽行的实践。如前所述,他到晚年,信奉文殊更加虔诚,最终于大历五年夏秋之间亲自登上互台山,住进了三年建成的金阁寺,我们不清楚他在这座金阁寺修了何种密法,估计在文殊菩萨的圣地五台山金阁寺的修法可能是以文殊菩萨为主佛。从这时起,以文殊菩萨为主佛的护摩法等密教的修法呈现了弘扬于全国的威势。
    那么,为什么不空三藏将信奉文殊和密教布教联系起来呢?那是因为,第一、文殊的智慧即般若观是密教思想的核心;第二、从信奉文殊中可以发现华严思想和密教思想的结合;  第三、五台山作为文殊圣地集信仰于一地,他希望通过宣传五台山以实现密教的民众化。
    换句话说,尽管密教揭示即身成佛的深远理想,并说明其实现是可能的。但是他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把这一理想外在化、对象化、物神化了。要通过向此外在化的信奉,谋求外在化和内在化、信仰和理性之间的转化和平衡,不空要以信奉文殊的形式展开这种崇教的民众化和民众的崇教化的结合。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文殊菩萨圣地的五台山正是理想之地。
[1](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19页。
[2](唐)一行,《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大正藏》第39册,第635页中。
[3]《大正藏》第39册,第790页中。
[4](唐)吕向,《金刚智行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大正藏》第55册,第875页。
[5](唐)吕向,《金刚智行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大正藏》第55册,第875页。
[6] 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265页。
[7] 其余八部为:《大正藏》中有五部,编号依序是:No.1214,No.1216,No.1175,No.1171,No.1072A;日本《弘教藏》中收录有三部,依次是闰12之《金刚顶超圣三界经说文殊师利菩萨秘密心真言》,《金刚顶瑜伽文殊师利菩萨仪轨供养法》,《大圣曼殊师利童子五字瑜伽法》等各一卷。
[8] 现代研究认为是中土假托不空之名而造的伪经。
[9] (明)释镇澄,《清凉山志》卷五之《帝王重建·唐太宗》,见崔玉卿典校《清凉山传志选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264页。
[10]《柳河东集》卷二十五《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见《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364页。
[11](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大正藏》第52册,第834页上。
[12](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大正藏》第52册,第834页上。
[13](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9页。
[14](后晋)刘昫、赵莹等,《旧唐书》一一八卷《王缙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3416页。
[15](后晋)刘昫、赵莹等,《旧唐书》一一八卷《王缙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3416页。
[16](日本)圆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第126页。
[17](日本)圆仁,《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第126页。
[18](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大正藏》第52册,第837页中。
[19](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大正藏》第52册,第837页下。
[20](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大正藏》第52册,第837页下。
[21](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大正藏》第52册,第837页下。
[22](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大正藏》第52册,第837页下。
[23](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840页上。
[24](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842页上。
[25](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841页下。
[26](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841页下。
[27](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843页中。
[28](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大正藏》第52册,第837页上。
[29](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837页中。
[30]此经最早由西晋竺法护译出,名《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二卷。唐实叉难陀异译成《文殊师利授记经》三卷,编入《大宝积经》卷五十八~六十《文殊师利授记会》。
[31](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842页下。
[32](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842页下。
[33](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841页下。
[34](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二,《大正藏》第52册,第837页中。
[35](唐)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三,《大正藏》第52册,第842页上。
[36]《大正藏》第5册,第786页中。
[37]代宗制《大唐新译护国仁王般若经序》,《大正藏》第8册,第834页中。

相关阅读

2014 五台山佛教协会

晋ICP备14005504号

© 2014-2016 五台山佛教协会 All rights reserved.

E-mail:admin@wtsfjxh.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