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处:《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12期
  • 发布日期:2015-01-04
  • 作者:王 宏 涛
文殊、观音、地藏、普贤是我国著名的四大菩萨。四大菩萨中,文殊主智,观音主悲,地藏主愿,普贤主行。仔细揣摩,笔者发现,文殊所表征的“智”,属于心理学所讲的“知”;观音所表征的“悲”属于心理学所讲的“情”;地藏所表征的“愿”属于心理学所说的“意”,普贤菩萨所表征的“行”属于心理学所说的“行”。因此,用“知情意行”来概括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简洁恰当。笔者还注意到,印度并无所谓“四大菩萨”之说,印度所传的是“八大菩萨”,并且这“八大菩萨”有好几个版本,并不统一。可见,中土所谓的“四大菩萨”说是经过汉地民众长期选择后形成的中国化的结果。中土的“四大菩萨”各有所长,各司其职,分别代表了佛教修行理论中最基本的一个方面,而且每一个方面都和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与现实需求紧密相连,是中国人知、行、意、行在佛教神谱中的反映。相比于印度多个版本的“八大菩萨”说,中国化的“四大菩萨”说无论名称和内涵都非常统一和固定,生动地展现出了中国化佛教对印度佛教的发展和超越。由印度的“八大菩萨”说到中土的“四大菩萨”说的转变,是佛教中国化的极具典型性的案例,所以有必要展开充分探讨。
印度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除了短暂的几个时期外,都是分裂的。就算是在统一的王朝如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时,其内部各个种族、文化、语言都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印度的思想尽管不乏深刻性与严谨性,却也同时具有多元性和杂乱性。这种多元性和杂乱性表现在佛教神谱方面就是关于“八大菩萨”的认定上。大致统计,印度关于八大菩萨的认定主要有五个版本,其中以观世音、弥勒、虚空臧、普贤、金刚手、妙吉祥(即文殊)、除盖障、地藏这八位菩萨为八大菩萨的说法最普遍。[1]我国藏传佛教接受的就是这种说法。
然而,汉地佛教却从这八大菩萨中拣择出了文殊、观音、地藏、普贤四位菩萨,就满足了信众的心理需求与现实需求,这是颇值得玩味的。仔细想来,印度的八大菩萨在职能上确是有重复的,就以比较普及的第五组为例,弥勒的大慈和观音的大悲就差别不大,基本是同义词;虚空臧主智慧和财富,这又和文殊与地藏的职能相重合;除盖障与文殊慧剑除障碍的功能大体也相似;而金刚手和普贤则是同体的。无疑,对于“好简”的中国人来说,职能上的重合与交集会造成朝拜活动的不确定与迷茫,而崇拜对象的确定性则是任何宗教追求都非常重视的。况且从宗教理论上讲,任何神灵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排他性。也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宗教都非常强调信众对崇拜对象的绝对忠诚。佛教属于多神教,诸菩萨之间虽然不是敌对关系,但如果同一件事情两个菩萨都管,以中国人的经验反而是“二龙治水”、相互扯皮,最终没水喝。中国人于是干脆就将八大菩萨合并为四大菩萨,当然这是个长期的过程,直到明代才基本确定下来。显然,最终选定四大菩萨来取代八大菩萨,并且最终选定文殊、观音、地藏、普贤这四位,应该说他们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颇有权威性,也被老百姓广泛接受。中土的“四大菩萨”说较之于印度的“八大菩萨”说,对象更加确定,分工更加明确,民间化程度也更高,社会声誉也更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才讲,用“四大菩萨”取代印度的“八大菩萨”,是中国佛教对印度佛教的发展与超越。
可是,职能上的拣择是用来满足信众外在需求的。但如果只是满足于此,那就庸俗化为了“有求必应”之类不登大雅之堂的迷信活动,不可能打动官方与士大夫以及高层次信众的心灵,进而也不可能形成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佛教是一种哲学体系非常复杂,论证非常严密精致的宗教体系,四大菩萨之说能够为朝野广泛接受与认可,外部表现为中国人对四位大菩萨的信仰逐渐形成,内在的则是中国人对四位大菩萨所表征的内涵进行了中国化的整理与加工。下面笔者就四大菩萨各自所表征的内容进行解析,希望能够解释出更深层的涵义。
先说文殊菩萨。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有限的存在,每个人的生活都少不了悲欢离合,这是人类生活的现实。各种宗教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认识这些人生的问题,并试图给出各种解决困惑的方案。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当初也是为这些问题所苦恼而出家修道的。他终于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得出的结论就是人生苦恼的根源就在于“无明”。而要解除人生的烦恼,首先就要树立“正智”,也就是般若智慧。文殊菩萨表征的就是佛教智慧,这是一种与凡间智慧不同的,教导信众认识到现象界局限性与偶然性、从而转向永恒性与必然性的甚深智慧。这种智慧要求人们认识到自己原来所追求的财色地位原来都是“空”,甚至于连自己的肉身也属于缘散缘灭的现象界,是无法永恒也不值得执著的。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放下自己对财色地位的执著,获得内心的安宁与平静。放下对人生的执著以后,生活还要继续,佛陀还要告诉信众什么是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包括人的本质与命运、苦难与幸福的真谛、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生活的伦理与戒律等等这些佛教理论都是由文殊来表征的。树立正确的认识,是佛教一切修行的开始。所以佛教界才将表智慧的文殊菩萨称为“诸佛之母”、“七佛之师”。文殊菩萨到了中国后,尽管名气稍逊于观音,但在佛教教义体系中的地位一直是在观音之上的。其道场五台山被尊为“金色世界”,也比峨眉山“银色世界”、普陀山“琉璃世界”、九华山“莲花世界”要尊贵些。在中国汉地,四大菩萨中,文殊菩萨的道场形成最早,唐代前期已经基本形成。
然而,只有正确的认识还是不能解脱成佛,因为即使是十地菩萨,智慧已经与佛相等,也还需要度无边的众生,为自己的成佛积累功德。只有智慧功德圆满,才能成就“两足尊”,即成佛。要救度无边的众生,就必须有悲天悯人的慈悲情怀,没有对世间众生的怜爱之情,佛菩萨的救苦救难就成了单纯为了完成自己成佛所需要的功德的极其自私的活动,不仅枯燥而且低级,尤其是与大乘佛教“自度度人,自觉觉他”的利他情怀相违背的,更与佛
教“自性空”的基本理念相违背。而大悲之“情”正是观音来表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观音菩萨所表征的悲心,是大乘佛教成立的基本前提,是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根本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观音菩萨之“悲心”,就没有整个大乘佛教体系,这样说是毫不夸张的。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点一直是比较忽视的。以往对观音的形象定位是和蔼可亲、不辞辛劳的救世者,这个形象定位过于具体化、碎片化,没有能够从整个大乘佛教之确立的角度去认识观音菩萨的地位与贡献。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观音所表征的,就是人类最崇高的那部分情感。“情”为何物?对文学、哲学、宗教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圣人有情无情?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人人都很关心的问题,女皇帝武则天就曾经向禅宗智诜大师请教过这个问题。说到底,“圣人有情无情”的问题是对人的本质、对人生的本质的认识问题。“情”是一种理智总是试图把握、却时常无法把握的力量。它与理智一起构成了人类的精神世界。“情”
是神秘的、无法明确地以概念、判断、推理的方式来说明的。“情”又是异常强大的,强大到绝大多数的生活是被它所主宰的。仔细想来,圣人必然是有情的,观音菩萨已经是十地菩萨,已经获得无上正等正觉,却仍然具有无边的慈悲。“情”又是迷人的,是人格中最有魅力的因素,让人喜欢的人一定是有情的,“无情”的人(其实是寡情)总是让人敬而远之、甚至害怕和厌恶。我们的观音菩萨是半个亚洲都喜欢的最有魅力的菩萨,其原因也正是其“多情”。是多情让其闻声救苦、不辞辛劳;是多情让其千手千眼、倒驾慈航;是多情让其分身无数,却和蔼可亲。所以,观音菩萨以其表征情感的独特魅力,深受中国人的喜欢与尊敬。
有了悲心、智慧,还需要有坚强的意志、信念与勇气。而这些,是由地藏菩萨来表征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我不成佛!”这些为人熟知的誓言,每次想起都觉得铿锵有力、震撼人心。令人想起勇气、信心、意志、信念这些东西,它们是一个人生命力的集中体现。一个徒有思想而没有意志和信念的人是不能成事的。西方文艺理论认为,悲剧是最高的艺术,因为恰恰因为主人公理想的破灭、爱情的凋零、生命的终结对人心的震撼最强烈,也最能引起人们的反思和改正。我国不是也一直在推崇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精神吗?仔细想来,这些行为从理性角度看,确实是愚蠢的甚至是疯狂的,它是在用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宣泄自己的意志与信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所倡导的正是勇气、意志、信念、信心之类的现代所谓情商的因素。况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直是中国人所推崇的精神。这些都充分说明,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非理性的意志、信心、信念才是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支柱,才是人性中最宝贵的因素。一个人智商再高,没有强烈的意志、信念和信心,终究会一事无成。地藏菩独特魅力,深受中国人的喜欢与尊敬。有了悲心、智慧,还需要有坚强的意志、信念与勇气。而这些,是由地藏菩萨来表征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地狱不空,我不成佛!”这些为人熟知的誓言,每次想起都觉得铿锵有力、震
撼人心。令人想起勇气、信心、意志、信念这些东西,它们是一个人生命力的集中体现。一个徒有思想而没有意志和信念的人是不能成事的。西方文艺理论认为,悲剧是最高的艺术,因为恰恰因为主人公理想的破灭、爱情的凋零、生命的终结对人心的震撼最强烈,也最能引起人们的反思和改正。我国不是也一直在推崇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精神吗?仔细想来,这些行为从理性角度看,确实是愚蠢的甚至是疯狂的,它是在用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去宣泄自己的意志与信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所倡导的正是勇气、意志、信念、信心之类的现代所谓情商的因素。况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直是中国人所推崇的精神。这些都充分说明,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非理性的意志、信心、信念才是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支柱,才是人性中最宝贵的因素。一个人智商再高,没有强烈的意志、信念和信心,终究会一事无成。地藏菩萨在印度和西藏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排不到前四,而汉人却选择了他为四大菩萨之一,其原因正是因为地藏菩萨所发的誓言与愿力与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基本精神是相符的。所以说地藏菩萨被汉人选为四大菩萨之一,是有其内在根据的。
知情意都有了,剩下的就是践行了,普贤菩萨所表征的“践行”是一切佛教经论的落脚点,也是一切佛教修行体系的基石,所以普贤菩萨被称为“大行”。普贤菩萨所表征的“大行”,不是一般的“行”,而是“普贤行”。“普贤行”是为见到普贤菩萨,进入性起法界为目标而大发菩提心,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为指导,以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为修行次第,广泛参访善知识,最终进入究竟的一真法界而又不离世间、广泛利益众生的殊胜法门。[2]普贤行尤其强调对善知识的参访。在著名的《入法界品》中,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以十人一组,由低到高,分别代表了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境界。 在善财童子参访的善知识序列中,观音菩萨的位置居中,正是处于“行门”。也就是说,观音菩萨之“行”属于“普贤行”的一个阶段、一个部分。观音菩萨之“行”,主要解决人生面临的具体苦难,具有随机性、临时性、表面性的特点;而普贤菩萨的“普贤行”,则着眼于度众生入法界,跳出三界之外,带有系统性、必然性、根本性的特征。中国四大菩萨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没有文殊的智慧作为指导,坚强的意志可能会使人误入迷途而不知改正、一错到底,“情”也有可能泛滥成“滥情”;没有地藏的意志与信念,“情”也有可能会使人不能自己、明知故犯;没有观音的大悲之情,救苦就缺少了动力与趣味,成了乏味的机械劳动,也会使大乘佛教的利他精神荡然无存。智慧、勇气、信念、悲心最后都要落实在普贤菩萨所表征之行动上。从大乘佛教的修道体系上看,起于文殊,通过观音、地藏,而成于普贤。四大菩萨的确立,真正体现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8.
[2]王宏涛.古代域外普贤信仰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1 年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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