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乘经典中最重要的菩萨之一，文殊菩萨的历史和身世有着不同的说法其中比较常见的是认为他是历史上一位僧人，与释迦牟尼大约同时期。随着大乘经典翻译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佛教信徒的人数不断增加，文殊菩萨也从印度来到了中国。如果说家喻户晓的观世音菩萨是“大悲大慈”的象征，文殊则象征着“智慧”，“觉悟”，“真实”和对一切事物深刻的领悟力与洞察力。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大量汉译佛经中，仅仅以他的名字为标题的经典，包括《佛说文殊菩萨师利涅槃经》，《文殊师利问经》，《佛说文殊师利现宝藏经》等，不下一、二十种。另一些经典，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虽然文殊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标题上，但是他确实在这些经典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妙法莲花经》便是一例。它是大乘佛教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以它为切入点，观其所代表的“大传统”，观念与学说思想，并且以它和民间大众的信仰，即“小传统”，比较，相信他们异同将会有助于了解在中国文殊菩萨信仰的实质。

《妙法莲花经》作为一部极有影响的大乘佛教典籍，它既是佛教教义的载体，也是一一些佛教徒定例顶礼膜拜的圣物。从其篇幅和影响力看，观音在《经》中是个重要角色，但是这里由于讨论的重点不同，故略去。文殊在《妙法莲花经》中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是很显然的。如同他的名字含义所示，首先他是一个“智慧’，的化身，代表“大智”。他以渊博的知识获得众菩萨的认可与尊敬。在《妙法莲花经》一开始，弥勒见到佛为诸菩萨说大乘经典式，曼陀罗花如同雨下，世界有六种震动，佛眉间白毫光照遍各层天空和地狱。这些奇迹，使他心中大惑不解：

以何因缘而有此瑞？今佛世尊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希有事，当以问谁？谁能答者？复作此念，是文殊舍利法王之子，己曾亲近供养过去无量诸佛，必应见此希有之相。我今当问。

弥勒向文殊求教，于是引发了文殊的长篇解释，从明灯佛说大乘经《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光、菩萨宣教《妙法莲华教菩萨法佛所护念》起，直到妙光菩萨持《妙法莲花经》为人传授，满八十小劫为止。更重要的是，文殊强调说：“尔时妙光菩萨，岂异人乎？我身是也，求名菩萨汝身是也。”在这里，《妙法莲花经》通过文殊与弥勒的对话，具体地突出了问殊的“智”一他的学问；并且宣扬了过去无数劫以来大乘的功绩。他不仅目睹了弥勒所称奇的种种奇迹，而且在过去无数劫以来，他本人就在这些奇迹中持《妙法莲花经》为众生演说。文殊不仅仅在过去常宣讲《妙法莲花经》，他还化度无数菩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提到“于海中唯常宣说《妙法莲花经》”：

无数菩萨坐宝莲花从海涌出？此诸菩萨皆是文殊师利之所化度，具菩萨行，皆共论说六波罗蜜，本声闻人在虚空中说声闻行，今皆修行大乘空义。文殊师利言，我于海中唯常说妙法华经。

虽然同样是宣讲《妙法莲花经》，在上述这段里，文殊并没有再笼统地讲这个事实，而是更进一步地具体讲到他在海上讲经的情景。由于他宣讲《妙法莲花经》的力量，龙女年八岁，具有大慧根，须臾间便获得正觉。在这里，文殊不仅仅自己具有大智慧，深得佛法知识，勤勤恳恳宣讲《妙法莲花经》，而且能够通过他的教诲，使具有大慧根的龙女入禅定，得诸法，发菩提心，得不退转。也就是说，以龙女这样一个女童的形象来向人们说明文殊在海中宣讲《妙法莲花经》的成效和力量。

而在《妙法莲花经》“安乐行品”中，文殊的形象却不仅是一个如上文所见的佛教宣讲者。他以护法者的身份与佛祖对话，关注着将来佛法的传授与护持。通过关于如何在“恶世”护持读说《妙法莲花经》的问答，佛祖向文殊指出，“欲说是经，当安住四法”。这四法向文殊提示了应该如何去做才能传法，比如不亲近国王、王子、大臣；不亲近诸外道、梵志；不亲近旃陀罗及猪、羊、狗，不独自如别人家，等等。而正确的行为应该是观一切法空，“如虚空无所有性”：不说他人好恶长短；不以小乘法答，但以大乘为解脱；要共读诵《妙法莲花经》，使人写经，供养经卷。佛祖告诉文殊，“于后末世法欲灭时，有持是《法华经》者，于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悲心，随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

实际上，在将来的“恶世”或“法灭”之际，如何保持、宣教《妙法莲花经》。这些规范中包括他个人的道德、行为、语言及态度。这一段是文殊得到的具体说明。在这里，佛祖反复交代文殊：文殊师利，此《法华经》，是诸如来第一之说，与诸说中最为甚深，末后赐与，如彼强力之王，久护明珠今乃与之。文殊师利，此《法华经》。诸佛如来秘密之藏，于诸经中最在其上。长夜守护不妄宣说，始于今日，乃与汝等而敷演之。

文殊菩萨所扮演的角色在这里已经不仅是个具有大智慧的菩萨，也不仅是个宣讲佛法的有地位、受人尊敬的教义传播者。在《妙法莲花经》中，文殊菩萨成了这部重要典籍的继承者与捍卫者了。《妙法莲花经》借佛祖之口，告诉人们它是众经中最深奥、最高级的经典。要是从“大传统”的角度看，文殊经常为众生演说的主要内容大致为：

1、“佛乘”的观念。经典中常有“三乘”之说，即众信徒所信仰的可得阿罗汉的“声闻乘”，可得辟支佛(独觉佛)的“辟支佛乘”，和修得菩萨果的“菩萨乘”。但是这三种都比不上“佛乘”，这是通向觉悟与解脱的唯一道路，即佛经中常提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妙法莲花经》更强调的是“三乘”与“佛乘”的关系，是佛祖为了使信仰者不同层次理解能力而设的“方便”，用这种方法使根基不同的信徒们逐步得到对佛法更深刻的理解。

2、“恶人”的解脱。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和堂弟，佛经中一般的说法是他对释迦牟尼由崇敬变为嫉妒，多次意欲加害，分裂僧团。在许多典籍里都提到他由于自己的恶行而入地狱，而《妙法莲花经》第十二章却有不同。在这罩，提婆达多在过去世曾为仙人，给国王(释迦牟尼前世)宣说大乘《妙法莲花经》，令国王获六波罗蜜，成正觉，广度众生。而提婆达多也成了天王如来。这一点清楚地向人们显示，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好与坏都不是永久的，更不是互相对立的，不可转变的。

3、“众生皆可成就”。也是在第十二章中，我们看到上面提过的文殊教化龙女的事情。八岁的龙女获得了最上正觉，即得“无上菩提”。这个快速成正觉得例子清楚地向人们说明，任何众生，(龙女显然不是人类)，任何年龄(她才八岁)，任何性别(龙女并没有转化成男身而成正觉)，任何时间内(她是速成的)，都可以获得最高成就。《妙法莲花经》中的这个观念可以说在当时是很大胆的，它超越了所有可能的区别：物种，年龄，性别，时间等，是典型的大乘佛教思想的体现。

4、“方便”。诸多佛典相信佛是个历史人物，而在《妙法莲花经》中，他借助着自己的其他形体，以种种方式和技巧宣讲佛法，这个佛已经超越了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他可以根据讲述的内容随机变化形体，以适应种种不同的听众。在这部经中，佛已经被看成是一个能不受时空限制的神，存在于任何地方，包括所有众生之中。

反映在《妙法莲花经》中的这些主要观念给后来的佛教信仰带来极大的影响，是它对大乘佛教的重要贡献。假如像经中所提及的，文殊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中经常宣讲这部经典，那么，至少可以说，具有大智慧的文殊，也认识到了这些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或者，换句话说，《妙法莲花经》中的文殊，是在继承并发展着这个佛教的“大传统”。

民间崇拜一般是指通俗的，大众的，特别在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中流行的一些宗教实践。民间崇拜的佛和菩萨主要有阿弥陀佛，药师佛，观音菩萨等。佛和菩萨的名称不同，但是具体的实践活动却有不少类似之处，譬如唱名。唱诵观音的名号可以保护众人生命财产安全，家庭平安快乐；唱诵阿弥陀佛名号可以积功德往生西方净土。根据每个佛或菩萨的基本功能不同，相应的实践也有所不同。

文殊菩萨在大众中的信仰与崇拜，大体上有四个方面：

1、造像。文殊的造像很多，在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地区都很流行。除此以外，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朝鲜半岛，文殊菩萨的造像也同样丰富多彩，譬如，骑狮，持刀，坐莲花座，等等。他的基本特征如智慧、威猛、锐利等也通过造像形象地表现出来。在中国境内的文殊菩萨像虽然有种种传说，但最早的文殊像已不可考。从历史上看，自唐至清，历代留下的文殊菩萨像数不胜数。就五台山地区而言，由于它被看成是文殊菩萨的道场，造像活动更是盛行。譬如，有聪明文殊，智慧文殊，无垢文殊，儒童文殊，狮子文殊，带箭文殊，灯笼文殊，金刚文殊等等。各个造像的艺术价值以及它们在民众心中的宗教意义自不待言，已经有不少文章和著作加以讨论了。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个方面，即文殊崇拜不仅仅是民间的活动，它也同时得到了来自统治阶层的重视和支持。比如，“代宗时候，又令不空三藏推广文殊信仰，钦定普贤、观音为文殊菩萨之侍者。”清乾隆皇帝仿五台殊像寺于北京香山建立了宝像寺，于承德建立了殊像寺，供养骑狻猊文殊像等。

2、身世的传说。信仰文殊菩萨的僧人和普通民众，一直很关心文殊的身世。从诸多佛典分析，文殊的身世大体可以分为七种，l~其中在民间较为流行的说法可能是受到了《文殊师利涅　经》的影响，称文殊生于舍卫国一个婆罗门家庭，后来为释迦牟尼弟子，大乘佛教推他为智慧第一，并为众菩萨之首。

3、进香、朝拜。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文殊菩萨的朝拜圣地为五台山，它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历代朝廷与民间都不断在五台山修建寺庙。譬如东台望海寺，南台普济寺，北台灵应寺和西台法雷寺。除此以外，还有黛螺顶寺，显通寺，尊胜寺等各寺庙中的文殊殿。虽然五台山并不仅仅供奉着文殊，但是由于他和五台山的关系，文殊崇拜更促使了五台山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佛教圣地。在五台山以外的其他地方，朝拜文殊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宗教实践。

4、通俗文学。通俗文学有它的特点，是宗教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领域，也是“小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台山成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名山以后，因为是文殊道场，有因为文殊作为佛祖的左胁侍，在四大菩萨中地位最高，因而五台山在佛教诸名山中地位也最高。与此有关的许多通俗文学也大量渲染、推崇五台山。一方面作者借助五台山的大名声来提高作品的任物声望和地位，其中有些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另一方面，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包括与它们相关的话本、戏剧、说唱等通俗的形式，也促使五台山名声远扬。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总是既矛盾又统一的。文殊信仰所反映的大、小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研究“文殊信仰”这一角度看，特别是将文殊信仰作为一个整体看，以《妙法莲花经》为例的大传统与大众信仰文殊的宗教实践(“小传统”)组成了一幅完整的关于文殊菩萨的画面。经典中文殊菩萨所代表的特性以及它所选角的佛教概念、教义、哲学思想等构成了“理性”的一个方面，特别对大乘佛教思想进行了发挥和诠释，这对于大乘佛教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深化了人们对大乘基本观念，譬如“空”，“拯救众生”等的理解和认识。它集中体现了大乘佛教思想的主体和精髓。可以说，以《妙法莲花经》为例的“文殊信仰”给予人们一个更坚实的理论基石。没有这个方面，“文殊信仰”的宗教实践活动只是一种在较浅层面上的活动。也可以这样说，而对于信徒而言，则更看重的是感情上虔诚和膜拜；对于研究佛教的学者而言，不了解大众的宗教活动，则难以理解典籍中文殊崇拜的现象。这是互补的一面。

而从另一方面看，大传统与小传统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互补的，或是相辅相成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互相矛盾的，是各不相融的。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来信仰、崇拜某种宗教的信徒，并不需要认真地去了解它的哲学、神学以及诠释学上的各种解释，也不必去追究更深奥的理念。就如同虔信基督教的人不必去关心纠缠了一、二千年的神学理论和推导，比如“三位一体”，“救赎”，以及最近一些年来关于上帝是男是女的种种论证。他们最需要的是通过自身的行为(如读经，祷告等)显示虔信而进入天堂，如何尽快得救升入天堂才是最重要的。

在佛教传统文化中，这方面的情况也没有太大的本质上的区别。理论上的佛性探讨，并不能直接帮助普通信徒解决如何获得最终解脱的问题。在社会各阶层的民众中，各种流行的手段都是可以采用的。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社会环境于是就带上了非常不同的“文殊信仰”的烙印，它们既丰富了崇拜的多样性，也带来了与大传统之间有趣的，互相矛盾的观念。以下有这样两个例子，都与被尊为文殊圣地的五台山有关系。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五台山显通寺内铜殿里的铜铸小土地爷。十三层铜塔底层，有一个小小的铜庙，庙内有个更小的铜铸土地爷。据说康熙皂帝来五台山，看到它特别小，便开玩笑说：“好大的土地！”于是他就被封为山西大土地爷。撇开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不谈，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在佛教寺庙里会有一尊道教的土地爷？土地爷在道教中是个人人皆知的神，经常与城隍一起，守护着各处村庄、城镇。佛教的寺院里给了他一定的位置(尽管是小小的一点)，而民间传说中就把这个小土地变成了统管山西一方的大土地爷。本文前面曾提到，《妙法莲花经》提到佛祖教诲文殊，为了佛法，行为上应该怎样做，其中明确提到“不接近外道。”那么这个“好大的土地”，不正是一个“外道”吗？他与经典所述有趣地形成了矛盾。这个事实可以看成是小传统(通俗的、民间的传统)与大传统的对立：但是，更可以看成佛教在中国社会罩，从一个外来宗教转变成中国本土宗教的过程中，在中国文化中逐步扎根，与当地土生土长宗教自然融合的现象。

第二个例子是大家都熟悉的通俗文学中的杨五郎。千百年来，杨家将的事迹在话本、戏剧、口头传说及小说中代代相传，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好汉。现在我们不必去考证杨五郎的历史真实性，而关注在他所代表的文化上。杨家将一直被人们所称颂，是因为他们反对外族侵略，反对压迫和掠夺战争、保卫自己国家的英雄行为。杨五郎虽然皈依了佛教，出了家，但是他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抗击侵略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在五台山的出家人，杨武郎却没有失去“忧国忧民”的儒家传统。所谓“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和“保家卫国”，在这里反映了同一个意思。把这个例子放在佛教的“大传统”的背景来看，是很有意思的。如《妙法莲花经》第十四品所说，为了于“恶世”宣教佛法，文殊菩萨被告之，要“不说他人好恶长短”，亦“不生怨嫌之心”。“他人好恶长短”既不可说，“怨嫌之心”也不可有，更何况一个僧人要拿起武器，披挂上阵，与入侵之敌决一死战？如果说上一例反映了在民间层面上佛教与道教的融合，这个例子则反映了佛教与儒家思想在社会中和人民大众中的融合。这种融合既可以是民间的，又可以是官方的。由皇帝和朝廷出面支持修建文殊庙，造文殊像的情况，就是很好的证明。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是儒家的最高代表，他们下令推广文殊信仰，下令修殊像寺，画文殊像，正是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三教合一，互相融合的实质。

总之，文殊信仰是丰富多彩的，各地、各个时期都有不同。这里仅以《妙法莲花经》为例，把其中的主要教义与通俗的文殊作个比较，借以说明“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文殊信仰上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反映的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而产生的三教融合的现象和特点。